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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揭晓我校桑百川、杨长春两博士榜上有名
第二届“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颁奖大会于2月下旬在北京举行。外经贸部有关司局领导、我校副校长徐子健教授、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以及本届的获奖代表、新闻单位记者等百余人参加了会议。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领导到会讲话，并向获奖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本次共有八部著作入围，我校杨长春博士的《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和桑百川博士的《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两部著作荣获“优秀著作奖”。
《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通过作者对发展极理论的扩展和梯度论作用的重新定位，提出了中国二十一世纪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应该移向西部和沿边地区，与目前东南沿海的开放形成互补。向西开放应为中西部对外开放的重点。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应该主要靠自力更生。目前国家在对外开放的地区政策倾斜上遇到了三难境地：即不能以降低东部发展速度的方式来向中西部倾斜；政府不能过度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强行逆向引导资本大规模流向中西部；政府受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制约，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中，国家在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政策方面，是否应该给予比沿海更多，更优势的政策，在决策上必须慎之又慎。作者对中央政府、外经贸部和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议。如：1．国家应尽可能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入，逐渐提高转移支付水平。2．制订一部法律，为区域平衡发展目标做出郑重保证。3.扶贫工作应以产业扶贫，旅游扶贫和基建扶贫为主。4.国家在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上遇到较大障碍的情况下，应主要以产业倾斜为主。5.中西部地区也应该发展一些中等技术水平和高等技术水平的关联产业，特别应该允许中西部地区出现一些起点高于东部的产业发展极出现。
《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之所以获奖，主要是因为在以下一些方面存在着创新与贡献：
1． 推出了“对外贸易密度”指标，初步论述了该指标的作用，并以其进行
了量上的地区间比较研究与分析。在“对外贸易开放度”研究中是“对外贸易依存度”的一个很好的补充
2.根据中国实际和不平衡发展理论，反对“全方位”提法，指出中国应走“多方位”对外开放的道路。
3.认为“三大地带”划分东、中、西部地区的梯度推移策略依据已经过时，提出了“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民族地区”的“新三大地带”划分法。
4．在外资可交叉经营的前提下，认为中国地区之间的外贸地区条块分割并不明显。恰恰相反的是，落后地区的名义外资效益得不到保护。并据此提出了名义外贸经济效益和名义外贸社会效益的概念。
5．第一次用“海关统计贸易数精’与“原产地和目的地贸易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中西部地区名义外贸经济效益被东部地区剥夺的严重事实。并在“建议篇”中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6．将贸易保护与限制外资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受到贸易保护的行业可以利用外资。另外指出了我国一些幼稚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的实际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进口产品和走私产品的冲击，而非外资产品的冲击。
7．外资产业应该允许在发达与不发地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雷同化。
8．根据中央提出的“经济新增长点”的内涵，对出口新增长点的内涵进行了初探，并指出了一系列的中西部地区的出口新增长点。
9.提出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协定”新概念，并对此类经济合作的特点、性质、产生的原因与意义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
10.在“发展极”理论的基础上扩展出产业“发展极”和技术“发展极”。并指出技术“发展极”主要是通过产业“发展极”来实现。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发展极的极化与扩散功能，支配功能以及乘数功能进行了论证。论述了产业“发展极”与区域“发展极”的不同特点。另外，关于“发展极”的数量与大小问题，也作了尝试性的应用性论证和扩展，提出了“次发展极”和“小发展极”等新概念，从而得出了区域“发展极”可以多层次的新观点。
11．论述了梯度论与发展极理论的交叉关系，并对梯度推移战略在中国的作用重新定位。
12．论证了旅游发展水平与对外开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国际旅游的经济规律进行了总结。
桑百川博士的《外商直接投资下的经济制度变迁》一书，以中国吸收外资的实践为背景，结合中国转轨经济的特点，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并验证了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非均衡走向制度均衡的过程，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于转轨国家经济制度变迁的作用，从而为我国利用外商投资找到了一条新的理论依据。书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其中，这样一些观点尤为引人注目：
1．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关系决定了制度变迁的进程，一般而言，当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发生制度变迁。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制度变迁的成本，增加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收益，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形成，符合改革目标的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商投资经济的比重上升与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形成鲜明对照，这样的结构变化是否最优，不取决于结构变化本身，而要看外商投资经济在挤压国有经济生存空间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公平竞争。调整长期实施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待遇，是形成各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局面的根本选择。
3.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迫使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而外商投资参与国企改造，又在企业中形成了多元产权主体，找到了一条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利用外资与国企改革并举，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4.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向中国输入了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理念和管理经验，缩短了中国企业探索管理之道的历程，而且改变了中国既存的一些意识形态，促使政治法律制度作出调整，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
5.外商直接投资会影响就业、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目标，在大规模利用外商投资的条件下，政府不可能使用行政手段直接控制外企的经济活动，因而也就不能依赖行政手段实现政府干预目标，这促使政府转变职能，建立间接调控体系。总之，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符合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改革目标。
桑百川博士的这些观点，引起了社会的重视和评委的兴趣，获奖是很顺理成章的。
“全国外经贸研究成果奖”是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于1999年设立的一个全国性社会科学类奖项。其目的是为了繁荣外经贸理论和政策研究，鼓励全国从事外经贸理论、政策研究和实际业务工作的单位和个人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培养对外经贸专业人才，奖励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创见性和具有全局意义、有较高理论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建立、健全对外经贸科研工作的激励与奖励机制，推动我国对外经贸事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网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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